加西亚：我可以轻易降回到轻量级

关于15％，70％和15％的比例，可以进行更为严谨的论证，甚至根据各个不同城市情况作出具体判断。

最近在城市地区进行了改革，使人们有更大的动力来开发自己的土地，中国不仅仅需要关注GDP的增长，下一轮的改革必须关注建立一个健康的环境，而不是牺牲人的长远利益，因此污染的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控制应当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之一，同时还需要具有包容性，未来的改革需要关注于社会服务，这反映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不应当仅仅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应当更加关注人民的福利，人民整体的幸福程度。在日本消费刚开始也在下降，后来才上升。

  ■ 展望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及未来变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问题首席经济学家赫尔德 中国是一个不寻常的国家，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经常发生变化的，1978年之后进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后来又出现了新的模式。因此，我们要维护和巩固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G20中的声音和影响力。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承认，造成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和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但外部影响也不可低估。中国是一胎化的政策，人口的结构与其他东亚国家有所不同，但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非常低，实际上有些国家人口是在下降的。1994年财税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对地方政府的开支有更大的控制，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财政转移，而很多转移是有标准的。

  ■ 对策 共同应对经济下行的挑战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 2008年迄今，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运行态势发生了180度逆转。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导致新一轮金融危机。这一变化并不出人意料。

这类贷款在2010年审计中没有具体加以统计。2010年末，其占地方政府债务的比例仅为15.6%，然而在两次审计之间增加的债务里，其占比达到了37.2%。而在两次审计的间隔期间，来自影子银行的贷款占到了新增地方债务的27.8%。审计署仍然没有给出一个问题的答案——银行在这个债务漩涡中陷得多深。

2013年和2010年的审计均将地方政府债务划分成三大类。不管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其他，上述现象都意味着这种模棱两可的担保形式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些从地方政府手中拿到借条的公司该如何为自己的项目融资呢？很可能通过银行贷款。2010年，中央政府要求银行削减它们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借贷规模，导致地方政府融资来源转向影子银行系统。在对《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问题所作的书面答覆中，审计署说，国有企业充当融资渠道的情况越来越多，显然与另一重大变动有关系：地方政府已经从明确负有担保责任（实际上不应该如此）转变为可能负有担保责任。贡献最大者是国有企业，按审计署的话来说是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它们承担了新增负债的43.7%。

银行一直是信托、证券公司投资产品的重要买家，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和地方政府脱不了干系。在两次审计间隔期间，这些债务占到了新增债务的37.8%。当时的情况貌似是这样：国有企业的职责是建造地方政府委托的项目，因此它们的举债最终还是由地方政府承担。国有企业甚至都没有出现在2010年的那次审计中。

影子银行包括信托、证券、保险、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此前地方政府为绕开直接从银行借款的限制而建立了地方融资平台。

两次审计的间隔期内，第三类负债的规模出现大幅增加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引起各国高度关注的原因。

但不论地下铁路还是污水处理、环境保护还是产业升级，还有大量的发展空间，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把要素市场上残存的扭曲消除掉，让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一样，平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公平公开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以此挖掘、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日本经济的复苏迹象是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股票市场的虚热所致，2012年的经济增速是2%，2013年也只是2%，2014年则很可能降到1.4%。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来源:人民日报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竞争力 结构性改革 。欧洲经济也是同样情形，主权债务危机的暴风骤雨似乎过去了，但希腊、西班牙等国失业率高达26%，仍需依靠外部的输血来维持经济的运转。展望未来，结构改革必将成为世界性命题。

谁都清楚，如果不推行结构性改革，就没有办法真正恢复经济竞争力。今天，我国已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绝大多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继续给予过度保护则成为多余的锦上添花。

因此，跨入新的一年，我国既要继续做好与不利的国际经济形势艰苦奋战的必要心理准备，也应树立起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良性发展的信心。这种保护在当时是雪中送炭，在今天就要重新思考。

国际经济周期这一外部影响，是自2010年以来，我国和一些金砖国家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原因之一。中国已经有了优秀的改革蓝图，如果执行到位，有利于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番目标。

据世界银行预测，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只有2%，2014年会达到2.8%，危机已过5年，仍未出现以往危机过后的7%—8%的增长反弹，而且，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也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被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拖慢，投资则因上一轮反周期刺激政策的逐步消化完毕而放慢脚步，只有国内消费增长还较正常，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实属正常。为了保护部分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生存，造成了金融和资源等要素价格的局部扭曲。因此，用好我国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后发优势，用好政府相对健康的财政空间和充足的民间储蓄、外汇储备，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有能力保持7%—8%的中高速增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我国资金要素相对短缺。经济的结构改革必将成为世界性命题。

中国已经有了优秀的改革蓝图，如果执行到位，有利于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番目标   对2014年的国际经济前景，国际上虽不乏乐观声音，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至今尚未施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没法从根本上解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疲软它不仅改变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关系，也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关系。

供给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其中第一产业增速预计达到4.0%，比2012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为近5年来的最低水平。

世界不平衡的持续逆转对中国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依然较为明显。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系在经济疲软中开启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将全面启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也将步入关键的深化期，结构性改革的全球竞争在大调整与大过渡阶段全面展开。  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中国经济大改革与大转型，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世界经济大调整与大过渡 2014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第一产业增速的明显回落是2013年值得高度重视的事件。

三中全会公布改革决议之后引发了社会的大讨论，必将引发社会预期的重构和社会信心的调整。第一，在外部环境的轻度改善与稳增长政策效应的作用下，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呈现出前弱后稳的态势，全年GDP增速将达到7.8%，同比增速比2012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

而这些运动持续深入展开一方面将引发政治图景的重构，引发利益集团的冲突，打破既有的政治社会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又会产生强烈的经济外溢效应，特别是对于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的影响尤为突出。例如，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化要求大规模回收流动性以治理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各种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财税体系的改革要求全面约束地方政府GDP政绩工程竞争、投资冲动、大幅度扩张债务等行为模式，全面降低中央预算财政赤字和地方隐性财政赤字的规模。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财税体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改革深化、社会福利体系的全面重构都会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冲击，短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依然较为明显。2014年在翘尾因素、食品价格上扬、改革带来的价格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CPI将有所上扬，预计2014年CPI将达到3.2%，GDP平减指数达到3.0%。